卧龙集团董事长陈建成：企业家不能当“英雄”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卧龙电气从浙江上虞一个村的旧厂房起步，成长为全球第二的电机企业，并购了欧洲多个知名电机品牌，2018年6月更是将美国百年工业巨头GE中低压电机业务收入囊中，书写“小鱼吃大鱼”的商业传奇。谈及取得今日成就的原因，卧龙控股集团董事长陈建成表示，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二是卧龙人抓住了时代给予的多次机遇。在他心目中，34年创业史中有三个关键年：1992年推行股份合作制;2002年企业上市;2003年开启同业并购。

据介绍，卧龙控股集团现拥有卧龙电气、卧龙地产、卧龙-LJ公司3家上市公司、54家控股子公司，形成了制造业为主业、房地产业和金融投资业为两翼发展的产业布局。”

访谈时间：2018年7月23日

地点：浙江上虞•卧龙控股集团总部

口述人：陈建成(卧龙控股集团董事长)

1、25岁的厂长

我1959年1月出生于浙江绍兴上虞市曹娥镇联丰村，这个村是当时上虞的“首富村”。我父亲四个兄弟都很有能力，也算是本地的知名人物：大伯是村支部书记，把村里的经济搞得很好；三叔是中国地质部四大队大队长，从事地质勘探；小叔当老师，后来任上虞教委干部。我的父亲是本地一家木器厂的厂长，后来离开集体企业，创立木匠合作社，规模也不小，带出了上百名徒弟。

我的家族从小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过，与我父亲家族的“英雄气概”相比，我似乎更倾向于母亲家族的文气。我小时候忠厚、守规矩，读书很好，总是考年级第一。数学老师看到我都是眉开眼笑的，因为我总是考满分。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舅舅。舅舅师范毕业，文化程度高，在村里做会计，参与创办了乡镇企业联丰玻璃钢厂，任常务副厂长。当年这个厂全国有名，得过国家金质奖。

1975年1月，我高中毕业，就跟着父亲做木匠。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报了同济大学土木建筑系。为了备考，我白天当木匠，晚上看书做题到凌晨二三点。最后考了307分，没被录取。

第二年，我再次报考，备考更加充分，十六七本数理化试卷集，我都做得很熟。那一年如果去考，胜算很大。但是，因为当时找好了对象，就没去参加考试。

1977年到1984年，18岁到25岁，我在联丰玻璃钢厂工作。先当技术员，后来当技术科长、技术副厂长。后来，因为那时的厂长偏保守，我决定离开玻璃钢厂。离开时，厂里一片反对之声，说过去厂里这么培养你，你怎么能拍拍屁股就走人？

1984年10月，我正式创业，在上虞县蒿坝村承包了一个旧厂房，办起上虞多速微型电机厂。这个厂是集体所有制，股东是联丰村和蒿坝村，我是领工资的职业经理人，每月140元。

那时候心里是火热的。我记得那年除夕夜，下着大雪，我在厂里工作到很晚。晚上我骑着自行车，骑了5公里的机耕路回家。家里人在等我吃年夜饭。走进家门时，我从头到脚都是落满了雪，我爸妈看了都掉眼泪。

当时就在做电机了。因为在玻璃钢厂时经常用到电机，很熟悉。那时市面上的电机都是国企生产的，属稀缺的工业品，有20%的利润率。我们的产品虽然还比较粗糙，但供不应求，每天装货都是车水马龙。装货时我常常是带头干，员工也都主动加班来装货。

工厂业绩很好，1985年，销售额50多万元，利润11万元；1986年，销售额100多万元，利润有20多万元。

2、“星期天工程师”

那时候，我们的工厂没有技术人才，就去请了一批上海的工程师。上海工业发达，有许多国营电机厂，几家知名电机厂的总工程师都是我们的顾问。我们也舍得花钱请上海工程师，那时他们的工资水平是每月一百多元，我们就付二三百元给他们。当时对他们这样的技术人员有个称呼，“星期天工程师”，也就是在休息日来民营企业指导的技术人员。我们对他们非常尊重和用心。上海的专家对我们也非常支持，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热情。

比如，上海革新电机厂总工程师陈磐华，水平很高。而我只是浙江的一个农民，找到这样的专家可不容易，我费了很大波折，通过熟人介绍才找到了他。好在心诚则灵，他最终被我们感动了。

那个年代，上海到上虞要坐七八个小时的火车。专家们都是一周工作结束后，坐一夜的火车到上虞，干一个周末，星期天再乘夜班火车赶回上海。在他们看来，我们这样的新生企业虽然条件艰苦，但热情很高，机制很活，也愿意付高薪，所以他们愿意支持。

这些上海专家对企业的提升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企业产品设计方案、重要工艺的设计、装备水平的配置等等，都得到了他们的指导。

例如，电机生产中有个重要环节：重要零部件定子绝缘处理。我们以前都是用手拿着定子在绝缘漆里浸一下，这种方式很落后，质量也不稳定，并且，绝缘漆气味重，对身体有害。上海专家帮我们设计了一条自动生产线，安装了沉浸槽，可以自动、连续地完成沉浸，不仅大幅提升了效率，还解决了环保和质量问题。

再如，电机零部件产品要经过加热干燥处理，原来的热风箱是单独的，挥发的气体无法散发，经常发生爆炸。上海专家把热风箱设计进整体生产线，解决了风箱爆炸问题。

这些上海工程师，我们一直给他们发工资，直到他们去世为止。到现在，还有六七位工程师仍健在，我们还在发退休工资。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在，逢年过节都会去探望。

卧龙三十周年庆时，请了几十位当年的老工程师来参加。有几位已经80多岁了，是拄着拐杖来的。他们说，只要能走得动，就要回来看一看。

还有一批专家，先是支持我们创业，后来加入了卧龙。比如上海革新电机厂工艺科科长王贵阳，当了我们公司顾问几年后，辞职来了卧龙。他来之后，为公司做了很大贡献，担任过集团子公司的厂长，并在卧龙干到退休。

再比如，兰州电机厂一位总工程师和他的妻子，夫妻俩都是浙大毕业，也是我去兰州找了好几次才请来的。开始是帮帮忙，后来两夫妻都加入了卧龙，一直干到退休。

3.股改与上市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浙江开始试推股份合作制，员工人人有股份，大家都是股东。我也想推股份合作制。当年，厂里销售额已经达到9000万元，利润约1000万元，员工近500人。厂里科技骨干已经不少，我想用股权体现他们的价值；同时，我希望经营团队有更大的话语权，减少村里的干预。

我向有关部门汇报了我的想法。因为是全县首家，县里很支持，还特别向省里报告，省领导专门来我们厂视察进展。

当时厂里的大股东是联丰村和蒿坝村，要把他们的股份划出20%给个人，其中我占4%多，员工占约16%。那时候我没钱，还向父亲借了4万多元买了股份。

我们在上虞宾馆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员工们都兴高采烈。通过这个大会，卧龙设立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建立了比较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运作开始规范。过去企业内部是我说了算，现在每个股东都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有制衡。

股改几年后，企业效益更好了，业绩每年翻一番，每年都给员工送股、分红。再后来，又用了六七年时间，经过5次改造，员工个人持股比例逐步上升，到1998年左右，公司变成了完全的民营企业。

卧龙电气从1997年左右开始启动上市，走了几年弯路后，终于在2002年实现了上市，企业发展由此迈入快车道。

4、加法与减法

现在谈到卧龙，大家都会有“这家企业很会并购”的印象。在我心目当中，卧龙真正的并购第一单是2002年并购国企绍兴灯塔蓄电池厂。

当时绍兴灯塔本想卖给杭州的一家蓄电池厂，卖价5800万元，尽职调查都做完了，但最终没成。绍兴市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总经理和灯塔蓄电池厂的总经理听说我有意向，他们从杭州回来，当天下午就来问我。我说行，加100万元，以5900万元收购。

收购后，花了一段时间做员工安置。这家公司是正处级单位，员工事业身份要置换，或者工龄要买断，员工不愿意，就闹事。我们去企业办交割时，他们把工厂的铁门焊住，不让进门，我们只好坐在门外的马路牙子上等。当然后来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进入几个月后，经营指标都提高了，员工工资奖金也都提高了，怨言自然也就没有了。

2003年收购湖北电机厂也是如此。这个厂设立于1958年，是副厅级的省属企业。当时有1亿元的年销售收入，但成本奇高，效率很低，所以多年亏损。成本高在哪里呢？工厂3000名员工，光行政人员就有1000多人，处室有30多个。

我们看中湖北电机厂的价值，准备把它打造成卧龙船用电机的生产基地。我们收购后，接收了不到1000人，管理人员不超过100人，只留了五六个部门。之后，它的经营状态很快好了起来。2017年，湖北电机营收约3亿元，利润近4000万元，实现了我们对它的期待。

后来，我们并购奥地利ATB、意大利SIR机器人公司、意大利OLI公司，用的都是同样的思路。比如收购ATB，它的母公司发了5亿欧元的债，但到期了还不上，就出售资产，我们进入后，以便宜的价格买了ATB的10个工厂。

今年6月30日，我们完成对美国通用电气（GE）中低压电机业务的交割，收购GE墨西哥工厂，同时获得10年的GE商标使用权。这将帮助我们用GE品牌把产品卖进美洲市场。

ATB、GE，这些以前都是我们仰视的企业，以前想都不敢想，有朝一日他的工厂会变成我的工厂，他的员工会变成我的员工。

不过，并购这条路，我们也走偏过。我们也收购过许多其他资产，包括变压器、蓄电池等，结果并不理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家“4万亿”经济刺激之后，经济增速开始回落，我们开始思考接下去怎么走。当时我们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讨论“什么是卧龙最擅长的”。答案是只有电机，我们做了二三十年电机，是最熟悉的，一台电机放在地上，我们脚一踢就知道能卖多少钱。而其他业务，我们并不是最懂的。

于是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电机业务要做大，做到极致，而其他业务要做减法，尽量卖出。从那时至今，我们果决地执行了这条路线，进行了多次国际国内并购，做大电机业务；同时，把浙江变压器厂卖给广东白云电器，银川变压器厂卖给厦门红相电力。

企业家要面对的诱惑很多，每天都有人来说这个那个好赚钱。如果没有一颗坚定的心，一定会被人忽悠。

5、企业家不能当“英雄”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大家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企业，是“放”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只要企业照章纳税、遵纪守法，应该让企业自己去闯、去探索。

浙商靠敢闯敢干才有了今天的功绩。创业阶段当然要去闯，但到一定规模后，就要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在后工业时代，企业家不能当“英雄”，闯得太猛的企业很难活得久。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好形势很难得，只要改革开放继续进行，企业就能做好。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企业当然也要考虑传承问题。我女儿出生于1982年，现在是集团总裁和副董事长，在家里也已经是一位妈妈。她回到企业之前，在摩根大通、汇丰银行工作，是被我慢慢“骗”回来的。我希望她能把这个企业承担过去。

现在很多年轻人学历高、英文好，但仅靠这个是不够的。企业家都是枪林弹雨出来的，炮弹来了我们要听得到，子弹来了能躲开，还能冲上去。这些是培养不出来的，需要靠自己练出来。我想好了，女儿能承担这份责任的话最好，不能的话，企业就送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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